個人所得稅改革具體如何操作，爭議很大。討論問題，是為了讓個稅改革方案選擇更加務實，讓個稅承擔起其所能承擔的職責。個稅能做什么？直覺與可能的偏差，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將整個社會的公平目標全部寄托在個稅身上，個稅只會不堪其負。認清中國稅收征管現實，不為似是而非的輿論所誤導，專業設計個稅制度，才是探尋現代化的個稅制度的必由之路。
對于大城市中無房者來說，12萬元的年所得無論如何都談不上是生活寬裕的高收入者。單看居住費用，不說買房，僅租房支出，就可能耗盡年所得12萬元者的大半。剩下不多的所得也就是滿足一般的日常消費支出需要而已。家里如有老人孩子負擔，則過緊巴巴的日子是大概率事件。
12萬元都被“高收入化”，只不過說明中國人的整體收入水平還很低。矮子中挑將軍，以年所得12萬元作為所謂“高收入”的標準而課以重稅，肯定會誤傷正在成長的中等收入階層（中產階級），這無論是對未來中國的進一步繁榮，還是社會穩定都是不利的。
改革開放迄今近四十年，將有人收入水平偏低的原因歸結為有人收入水平較高的觀點一直存在。現實可能恰恰相反。高收入者可能給中低收入者帶來更多的增加收入的機會。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是更多發展機會，讓中低收入者有機會成為高收入者。只要社會充滿機會，只要收入流動性不存在障礙，個人經過奮斗就可以變富，那么這樣的社會就是有前途的社會。當前，中國需要的是公共服務的改善和社會保障的普及，給更多人提供更多機會，而不是對非高收入者實施所謂“劫‘富’濟貧”的梁山好漢做法。
二問：高收入者應該重稅嗎？
毫無疑問，高收入者應該多繳稅。一般說來，高收入者能力相對強，稅負的承受能力強于中低收入者。現實中的個人所得稅制就是這么設計的。工資薪金所得、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和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所得、勞務報酬所得都適用累進程度不等的稅制。其他種類所得雖然適用20%的比例稅率，但收入越高、繳稅越多也都做到了。
有人主張對高收入者課以重稅。這種重稅是累進程度較高的重稅。工資薪金所得目前適用七級超額累進稅率，最高稅率達45%，月應納稅所得額達8萬元的個人就要適用。這樣的累進程度已不低。年應納稅所得額不到20萬美元，就要適用45%的稅率。這對于中國吸引國際高端人才相當不利。高端人才是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所需。高稅率可能讓這些人中的相當一部分裹足不前。在國際稅收競爭背景下，它已經導致部分稅源轉移到其他國家或地區。這樣，本來政府可以用于改善收入分配的資金來源就失去了一部分。
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國際上也曾流行較高的所得稅稅率。美國所得稅最高稅率曾達到94%。里根總統曾回憶當年好萊塢演員拍了一部電影之后就不想拍第二部電影的情形，原因就是稅負太重，拍第二部電影后的個人稅后所得所剩無幾。美國1986年稅制改革之后，所得稅稅率大幅度下調，帶動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所得稅稅率的下調。結果是，高稅率不再是主流。考慮到世界，特別是周邊國家和地區的所得稅稅率情況，中國的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所得所適用的最高稅率不僅不應繼續上調，而且應該降低。新加坡調高之后，最高稅率也只有22%。不少國家和地區的最高稅率低于中國，例如：菲律賓，32%；越南，35%；馬來西亞，26%；印度，34.6%；新西蘭，33%；中國香港地區，15%；俄羅斯，13%。考慮到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的協調，將個人所得稅工資薪金所得最高稅率確定為25%會更合理。
三問：工薪階層個稅稅負為什么感覺重？
需澄清的是，工薪所得所對應的個人所得稅收入雖然在11類所得中占比最高，但不應將此簡化為低收入的工薪階層納稅最多。工薪所得是取得工薪收入的個人繳納的，相當多的部分是收入水平較高的個人繳納的，如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等。
工薪階層的稅負，包括其中的中低收入者，負擔的不僅僅是個稅，而且還有增值稅和消費稅等。在增值稅和消費稅的綜合稅負水平不低的條件下，中低收入者個人對所得稅的稅負感覺就會更加明顯。這樣，要讓中低收入者的稅負痛感減少，不僅要對他們實行更加人性化的個稅優惠政策，而且還要在降低增值稅和消費稅上下功夫。
稅負輕重的感覺還與公共服務的提供有關。如果只是看稅收收入占GDP的比例，那么中國的這一比例在世界上最多也只能算中等偏低的水平；如果看政府取得的各項收入占GDP的比例，那么這一比例在世界上也只是達到中等偏高的水平。稅負重的感覺與公共服務供應的“短板”有關。
四問：3500元的免征額應該如何進一步提高？
在綜合和分類改革啟動之前，免征額應先行提高。3500元的工資薪金所得的免征額是從2011年9月1日開始實行的，距今已有五年時間。在這五年里，基本生活費用已有較大幅度的提高。在個人所得稅定位未作改變的前提下，3500元的標準扣除理應同步上調。這種上調應主要根據物價指數進行。在正常情況下，應該確立標準扣除動態調整機制，提前確定未來年份的標準扣除。
免征額上調后，個稅納稅人肯定會減少，但這不應成為標準扣除不能進一步上調的理由。為了保證收入的可持續性，為了盡可能減少個稅征收對個人和家庭生活的影響，建立標準扣除動態調整機制勢在必行。除了正常的年度調整機制之外，物價上漲累計達到一定水平（例如5%）也應啟動相應的調整機制，而不必待到第二年。
標準扣除與專項扣除應該區別對待。未來免征額的進一步調整可以考慮與專項扣除協調。在專項扣除尚未到位時，標準扣除不僅要考慮基本生活費用，一些專項的大筆支出也應該適當考慮，以減輕個人的稅收負擔。
五問：個稅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綜合所得稅制要求將各種所得合并在一起并按統一方法課稅。這有相當的難度。中國已經確定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目標。這一目標的確定考慮了綜合所得稅制實施的困難，而采取了適當折中的做法。從改革方向來看，這只是要求將部分種類的所得合并在一起，用統一的方法課稅。中國的個稅改革只能采取分步走的做法。最初可以考慮合并工資薪金所得和勞務報酬所得，讓勞動所得有同樣公平的稅收待遇。這一步相對好操作，但與應同時建立專項扣除制度。應納稅所得額的確定不僅要考慮基本生活費用，還要考慮一些對生活費用有直接影響的大筆支出，如贍養老人撫養兒女支出、住房按揭貸款利息支出、大筆教育支出、大筆醫療費支出等。
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所得稅制確立之后，扣除包括標準扣除和專項扣除，前者對應的是基本生活費用，后者對應的專門的必要生活費用。二者加總才能充分體現個人收入取得的成本費用，才能保證所得課稅不損害勞動力的再生產，才能保證個人收入獲取的可持續性。
六問：住房按揭利息支出應該怎么扣除？
在綜合所得稅制下，住房按揭利息支出扣除是必要的。這應該構成專項扣除的重要內容之一。的確，擁有住房者才可能有這方面的支出。與房價水平較高的現實相比，個人的收入水平相對較低，顯然，要實現住房按揭利息支出的全額扣除幾乎不可能。各地房價差異很大，個稅設計中可以考慮各地不同情況，設定不同的利息支出標準。只要不超過這一標準的利息支出，就可以扣除。只要不是用于出租的住房，所對應的利息支出就應該可以扣除。為了避免按揭貸款購房者、全款購房者以及不同時間段還款的購房者的不公平，可以規定只要是住房擔保貸款的利息支出都有同樣的稅收待遇。有人擔心這樣的稅收政策偏袒有房者，而忽略無房者的利益。確實如此，但公共政策從來都是一套體系，而不是有單一的政策工具所支撐的。低收入無房戶政府有保障性政府的保障，所提供的補貼不少于按揭利息支出的稅收優惠。現實中，無房戶的補貼早已實施。
投資大師巴菲特說他所負擔的稅比員工還低，原因是他的所得有相當部分是資本利得。但這并不是資本利得應該實行重稅的理由。資本利得稅收最終是由資本負擔的。在資本利得終端課征的重稅最后會轉變為資本的稅負，并最終可能損害資本運行的可持續性。正是因為如此，世界上廣為流行的資本利得優惠稅收政策是有其理由的。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目標也要呵護資本，不應對資本所得采取不適當的稅收歧視政策。事情不能只看表面，而要看本質，中國個稅改革方案的設計不應盲目地被一些人的錯誤稅收政策主張所誤導，從而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
七問：個稅的理想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
我們期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改革之后的個稅能在收入再分配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是，這個理想的實現一方面取決于個稅收入在稅收總收入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決定于個稅的征管水平。
2015年，中國個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例僅為6.9%。這樣低的比例是難以全面承擔起收入再分配的職責的。個稅調節收入再分配理想的實現必須基于扎實的征管基礎。贍養老人支出需要有適當的扣除。扣除標準肯定會有很多爭議。“實報實銷”是理想的方案，但顯然做不到。不同地區生活水平不一，根據不同地區確定不同的扣除標準可能更符合實際。無論怎么做，都需要說明個人的確負有贍養老人的義務且確實有對應的支出。如果沒有合適的信息基礎條件，那么我也許會發現，這甚至可能會引出一個如何證明你爸是你爸以及你媽是你媽的荒誕后話；也許這么做還需要證明，負有贍養老人義務的除了你之外，是否還有你的兄弟姐妹。現有的人口管理基礎信息如能方便提供信息，那么稅務部門的工作量就會小很多。其他各種信息也有類似問題。如果稅務部門既要收集相關信息，還要處理信息，甄別信息的完整性和準確性，那么巨大的工作量就可以讓寄托在個稅改革身上的美好愿望至少在短期內難以實現。當然，骨感的現實不能阻擋向理想邁進的步伐。專業的智慧而不是憑直覺行事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改革波折。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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